網絡犯罪幫助行為持續高發背后，反映出社會治理過度倚重刑法的問題。當今犯罪已呈輕罪化，但現行治理體系以重罪為主設計。刑為盛世所不能廢，而亦盛世所不尚。推行一體化治理，治罪與治理并重，方能有效應對輕罪時代的挑戰。
一、治罪、治理并重何以可行
刑罰非遏制犯罪的唯一手段，科學的方法是治罪與治理并重，治罪參與到治理中，治理以刑法威懾性作后盾支撐。從刑法內部結構看，“嚴而不厲”的刑罰結構能夠在輕罪治理中實現預設價值。幫信罪的“不厲”，需要貫徹謙抑性原則。在用民事救濟或者其他手段足以保護前置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時，優先適用教育、懲戒等非刑事手段。只有動用刑罰方能實現保護目的時，才進行刑事制裁。從刑法解釋角度看，增設輕罪時，要反思傳統刑法理論，避免刑罰附隨效應違背人權保護要求。從控制犯罪發展角度看，輕罪治理需要一體化系統研究，視角要從規范犯罪構成向刑事政策、犯罪學等學科擴展，綜合運用實體、程序、政策、技術等多元復合手段。
運用刑事一體化研究方法，治罪與治理相結合，貫徹刑法謙抑性原則，推進犯罪治理寬嚴有度，懲戒、教育、預防并重，方能實現良法善治。
二、規范之治：從解釋論上對幫信罪入罪標準限縮
法律在社會治理體系中居基礎地位，依法治理首先要有明確法律規范。對幫信罪的入罪標準，包括“犯罪”“明知”“情節嚴重”應加以嚴格限縮。
1.限縮“他人實施犯罪”的認定標準
幫信罪以他人實施網絡犯罪為前提，幫助行為需對被幫助者起實質性幫助。這里的“犯罪”需符合刑法規定的客觀構成要件，要求有犯罪事實。如果被幫助者行為是合法的，幫助行為具有正當性，不能認定為犯罪。以上理解，已屬最低要求。司法解釋的例外規定，雖可不查證達到“犯罪程度”，但仍受到以上內容涵攝，無論何種情況，都必須把握查證到被幫助者實施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的確鑿證據，否則會導致刑事法網不當擴大。
2.限縮“明知”的推定標準
主觀明知分為兩個層面。一是明知他人實施犯罪。行為人需要認識到對被幫助者實施行為的刑事違法可能性。二是行為人直接故意地為他人犯罪提供幫助。此時的故意包括明確和推定故意。前者有被告人供述，尤要防范以紙面“認罪認罰”或者誘導性供述稱“感覺對方從事違法活動”認定明知。相關司法文件規定了十六種推定主觀明知的情形。在涉“兩卡”案件時，除非嚴格符合以上規定，不能憑單一事實片面推定主觀明知，應堅持綜合考量以下因素：（1）行為人的職業與涉案行為的相關性。特定人群諸如銀行、金融從業人員、因同類行為受過處罰的人，一旦實施即可認定明知，如果是久居農村的老人或者涉世未深的大學生則要細加審查。（2）以多個客觀事實為判斷基礎。不能僅憑交易場所、獲利進行判斷，需從地點、金額、方式等多維度考量行為的次數、周期、異常性、獲利等要素，特別是被幫助對象是熟人、幫助行為偶發的，要有多個事實補強證明力。（3）行為人能否作出合理解釋，反駁是否有證據支撐。這并不是加重行為人的舉證義務，而是為避免法官輕率認定而導致錯案發生。
3.限縮“情節嚴重”的范圍
法定的幫助行為是技術支持、廣告推廣、支付結算等幫助，三者皆具技術性，實踐中將涉“兩卡”行為理解為“支付結算”是對立法本意的誤解。但以提供“兩卡”等勞務型幫助行為無法作同類解釋，不作為犯罪處理的觀點并不可取，其忽略了“等幫助”。《電詐意見（二）》規定了兩種可以視為“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”，例如出售信用卡5張以上。2022年《會議紀要》還規定了單向流水30萬元的標準。但因效力、標準問題，加劇了實踐混亂。鑒于涉“兩卡”行為在幫信罪中已占據絕對比例，在激活法條的同時，也應該豐富司法解釋的內涵。應結合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并經過科學論證，對司法解釋作系統修改，以提高涉“兩卡”行為的入罪標準為原則，妥當設置定罪量刑標準，做好行刑銜接。
三、前端之治：全社會參與治理“幫信”違法犯罪
控制犯罪的治本之策不是以刑治罪，隨著社會生活網絡化、網絡犯罪產業化，維護網絡空間秩序需要全社會協同共治。
1.摒棄刑法萬能的觀念，社會主體多元共治
一是加強電信、金融、互聯網監管，對幫信行為關聯產業全鏈條監管。電信監管包括打擊竊取、買賣個人信息的產業和行業內鬼，專門監管短期高頻使用通信服務的賬號，堅決取締非法提供通信服務的網點。金融監管包括進一步限制同一銀行Ⅱ、Ⅲ類銀行卡的開卡數量，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對個人在各類銀行持卡總數進行控制，對超量個人銀行卡及時清理，并約談本人，涉嫌犯罪的及時移送公安。互聯網監管包括對具有通訊社交、經濟交易、支付通道等功能的網站、APP等進行管控。
二是引入企業合規制度。銀行業、金融業、通信業等部門應制定專門的企業合規制度，行業主體應制定嚴格標準、應急預案，從業人員應嚴格執行。行業、企業、人員三層把關，對交易全流程審查，發現隱患、風險及時移送相關部門，實現犯罪預防和精準打擊。對于不建立、不遵守企業合規制度的企業，由主管部門予以從重處罰。
2.堅持行政法的前置性，實現行刑有效銜接
一是行政前置。行政機關要有效對接幫信罪不起訴案件，將不構成犯罪的行為及時納入行政處罰范疇。公安偵查環節不能只重入罪而輕出罪，要注重收集行政材料。檢察機關應履行監督職責，對公安立案及時審查，準確理解和適用刑法第十三條但書條款，以“社會危害性”為判斷情節是否顯著輕微的標準，避免違法行為不當入罪。
二是行刑銜接。對于免予刑事處罰的案件，行政處罰應及時銜接。檢察機關、法院應根據行政法的相關規定，向執法機關發出檢察意見和司法建議，督促行政機關履行職責。行政機關在處罰時，應根據涉案證據材料，結合行為人在刑事訴訟中受羈押、退賠等情況，綜合確定行政處罰的方式和程度，以實現教育、挽救為最終目的。
四、制度之治：設置“幫信”犯罪記錄消滅及配套制度
1.建立“幫信”前科附條件消滅制度
幫信罪罪犯實質上承受同重罪一樣的資格剝奪后果，這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。前科制度存在的真正意義，在于可消滅、可改正。探索輕罪前科消滅制度符合人道主義。以幫信罪為例，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的輕罪，在刑罰執行完畢后滿3年，經過社會考察，行為人積極改造，無再犯罪的，應消除其前科，助其真正回歸社會。這不等于犯罪記錄消滅，意指在非刑事領域，任何個人和單位不得對前科消除的行為人歧視或者大肆宣傳，否則應承擔責任（后續應配套完善相關規定）。
2.規范“幫信”犯罪附隨后果
一方面，犯罪附隨后果附屬于家屬，是“連坐”“株連”陋習的錯誤傳承。除保密、國家安全等特殊行業需要排除罪犯親屬外，不應對罪犯家屬有從業、落戶等歧視。另一方面，附隨后果具有限制、剝奪權利的性質，應由法律來規范，附隨后果應與其犯罪情節相關，并保持均衡關系，不應出現附隨后果重于刑事處罰的怪象。
（來源：中國法院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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